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经济与战略竞争已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焦点。经过数轮贸易摩擦与技术封锁科创之星,美国逐渐意识到一个现实:单凭自身力量已无法阻挡中国的持续崛起。
在这一背景下,某些美国政治人物的反应显得格外幼稚。例如拜登政府时期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国务卿库尔特·坎贝尔,最近在《纽约时报》撰文,极力主张美国应重整联盟体系、联合一切可联合的力量以共同遏制中国。这种论调看似战略清晰,实则反映出美国战略界日益焦虑的心态。
坎贝尔的观点延续了传统联盟制衡的逻辑科创之星,即美国必须通过整合盟友资源来弥补自身劣势。他提出“盟国规模”概念,认为只有将欧洲、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印度乃至墨西哥和台湾等经济体共同纳入美国主导的体系,才能在总体GDP、军费开支、制造业总量和高端技术等方面形成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。这一思路好像具有战略前瞻性,却忽略了一个根本性问题:当前美国的联盟体系是否仍然具备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和执行力?
近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复横跳与极度自私,已严重损害了与盟友之间的互信。以“美国优先”为名推行单边关税政策,无差别打击包括欧盟、日本、印度在内的贸易伙伴;拜登政府虽然试图以“价值观外交”修复关系,却仍未摆脱战略短视,仍然通过《通胀削减法案》削弱欧洲工业竞争力、强推半导体供应链脱钩,引发盟友不满。其结果就是,许多国家在安全上仍依赖美国,但在经济与技术上已不愿完全追随华盛顿,甚至有意深化与中国的合作。
印度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美国多年以来试图拉拢印度作为“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支点”,却因突然加征钢铝关税、在技术转移上设置障碍等行为迫使莫迪政府调整战略。近期印度与中国关系出现缓和迹象,双方同意“以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身份开展工作”。
坎贝尔的呼吁实际上是一种战略焦虑的体现。他意识到美国单独应对中国已越来越力不从心,希望美国政策重回多边主义轨道。但他未能正视的是:美国的联盟策略早已不是冷战时期那种“善意提供保护、换取盟友服从”的模式。当下的美国更多是以威逼利诱、短期交易的方式对待盟友,甚至不惜牺牲伙伴利益以满足国内政治需求。这种行为方式不仅难以构建稳固的联盟网络,反而可能将更多国家推向中国的一边。
坎贝尔所代表的民主党战略界理念,在当前美国政治环境中已难以发挥实际影响力。随着国内政治极化加剧和民粹主义抬头,任何试图通过长期主义、多边路径平衡中国的政策都容易受到攻击。而特朗普所代表的单边胁迫、短视交易的外交风格,尽管效率低下、副作用明显,却因其政治正确性在美国拥有广泛市场。
作为一位失意的政客,坎贝尔看清了美国所处的困境,却无力提出真正可行的解决方案,更无法改变美国政治的现实走向。他的哀鸣注定被淹没于时代浪潮之中。国际社会真正面临的议题是:如何在避免新冷战的前提下科创之星,构建一个更加均衡、稳定、包容的大国共处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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